伯爵菇茶

原作：Rejseholdet 第一分队

配对：Thomas La Cour x Allan Fischer

包含对S4结局后（2006年）的想象及一方死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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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个外国人进了店，坐在靠窗的位置，还没点单，已经先抽起了烟。服务生走过去，他要了一瓶啤酒，点了一份香肠拼盘。酒瓶端过去的时候，他已经吐了好几口烟。

从其他桌旁站起一个人，饶有兴趣地坐在外国人对面。外国人抽着烟，盯着坐下的家伙，从他深邃的眼眶里传来十分锐利的、探寻的视线。

“你是丹麦人？”

“是又怎么样？”

外国人随意地弹了下烟灰，有少许落在了烟灰缸外面。香肠也端上来了，他没分神看穿着半抹胸裙的女服务生，从烟上收回来的视线渡过半垂的眼皮和眉骨、仍然钉在面前的人脸上。简直像是某种职业习惯——他似乎不觉得这很失礼。

“没什么。现在不是旅游旺季，所以也难得见到外国人，特别是丹麦人。”陌生人没被激怒，“我五年没回丹麦了。”

外国人咧着嘴笑了下，“做生意？”

“离婚。”陌生人耸耸肩，“孩子没跟我。”

简短的词似乎让外国人有了点共鸣，他抽了口烟，淡然地接话：“我儿子今年上小学了，但他刚会走路那会就跟他妈一起住了。”

“啊哈，”陌生人笑了，“外遇？”

“外遇。”外国人重复了一下，自嘲似的嗤了一声，“是，不过我又是单身了。”

“我们都得习惯这种事，不对吗？”

陌生人朝着外国人抛了个眼神，后者抬了下眉毛，只是吸烟。陌生人仰起头，向服务生招手，穿过各色各样的头顶和四处缭绕的烟雾，外国人瞟到吧台后的女服务生向他们这走来。“我请了。跟我说说哥本哈根，Skt. Peders Bageri还开着？”

“想倒也倒不了。”外国人笑起来，嘴里的烟像棉絮一样扯散了飘出来，“不过我也有三年没回丹麦，你一说我倒是想吃酥皮饼了。”

“我就知道！”陌生人靠近桌子，像是怕被附近的人听到似的，“你知道，从布达佩斯到这，都有不错的面包店，但是跟哥本哈根的没得比。”

“你可不会想开车三个小时去布达佩斯就为了买个面包的。”外国人心情颇好，他随意抖了下烟灰，就拿起酒瓶倒了一杯，“你住哥本哈根哪里？”

“圣汉斯盖德！”陌生人带着骄傲的语气回答，“我父亲曾是古董商。”

“那真是个好地方。”外国人揉揉眼睛，“带我儿子去那边玩过。”

“哈！我明白，小孩都喜欢湖边。”

“你来这是做古董生意？”

“不，我主要收购油画。我女朋友在市场卖红酒，自家酿的，你该尝尝——红得像公牛血。”

外国人点了点头，只是抽烟，抬手又叫了一瓶啤酒。香肠拼盘吃得七七八八，他并不介意有人与他同桌，面对素未谋面的同乡人，他表现出了一个久未归乡的人应有的样子：怀念、健谈、伤感。酒馆里烟雾弥漫，匈牙利的靠山小城中，漂着遥远的北国的语言。外国人举着酒杯喝了一杯又一杯，他正讲自己和劳德鲁普兄弟踢过球，兴致正浓时，像是遇到扫兴事似的，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来。他做了个手势，示意陌生人等自己一会，就走出店外。

陌生人还沉浸在劳德鲁普兄弟和未知的球赛之中，只见外国人从店外回来，只对他说了一句：抱歉，急事，我得走了。下回再聊？

“没关系，下次再聊。”陌生人看着他收起烟盒和打火机，整了整外套，“嘿！下次再给我讲讲劳德鲁普兄弟！”

外国人散着头发、蓄着胡茬的脸上露出了一瞬间的笑意，他匆匆走出酒馆。在那之后，他再也没有出现在这里。

 

Fischer在下午三点二十五准时回到哥本哈根。凯斯楚普机场一如既往的人多，穿过人群和行李带，他提着自己的运动包走出了门。拦了辆出租车，他无视让他休息一晚再去报道的指示，直奔哥本哈根中央警署。有几年没当警察，他被门口的新面孔巡警们问话，直到他亮出包里的警官证，才被放行。

连这个动作也是久违了。合起警官证、将皮夹塞回外套里衬时，好像打开了某种开关，陈年未流动的血、或是氛围感，在他身上猛地流动起来。他半张着嘴，上楼梯时狠狠地拧了一下自己的鼻子，快速眨眼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狼狈。或者说，没那么丢人。只是回到警署就这么激动的话可不得了，这会让他的男子气概受损，不能有任何人看见。

门开后，他看到副局长站在办公桌前，拿着他的眼镜，满脸的不耐烦。我来得不是时候？这话还没说出口，他就捕捉到一道熟悉的视线。Ingrid坐在扶手椅里，身体朝向办公桌后的副局长，脸却扭向他，带着不可思议和谈话被打断的僵硬。他们短暂地僵持了几秒，随后Fischer走进屋去，随意地坐在沙发上。“嗨，Ingrid。”

“我没听说过你会今天回来。”

这话像是对他的招呼，又像是对副局长的质问。副局长满脸烦躁，手里的眼镜一晃一晃。“因为我让他明天再来。Fischer，你是没听懂我的指示吗？”

“听得很明白。怎么，我打扰你们了？”

他看向Ingrid。前上司那双深邃的眼睛仍然如无云时的天空一样蓝，令他唯一感到异样的是她的表情，她看起来困惑、疲惫、焦躁，他想她可能卡在什么案子上了——常有的事——而她那双在两人之间来回打量的眼睛上，还有另一种让他觉得熟悉的情绪。

“你打扰我们了。现在回去酒店，明天早上再来找我。”

“等等，他得知道——”

“Ingrid，闭嘴。”副局长几乎粗暴地打断她，她露出一瞬间的恼火，很快又做了个无所谓的手势，点了点头。他们的态度毋庸置疑，并不欢迎他继续待在这，因此他也不再自讨没趣，摊了下手，从沙发上起身离开。警署门口人来人往，他四处环顾了一下，第一分队的移动办公室并不在视野范围内。

拨出去电话这会他想起来，他还没有丹麦的手机号。在他去往欧洲前，除了身份证明和警官证，其他的一切都交给警局处理了。卧底可不是个安全的事，更何况飞车党这种规模庞大的组织，一旦被发现可收不了场。电话响着忙音，他看了看表，还是挂断了电话。他又拨了个电话，这次传来的是干脆的合成音。

「抱歉，您所拨打的号码已经注销。」

他沉默地看着手机，过了两秒，他重拨了一次，而传来的声音依旧相同。他的思维逐渐跟上：LaCour可能换号了。毕竟已经过去三年多，准确来说是三年四个月——在这期间发生什么也不奇怪，即使警察这个职业是不会轻易换联系方式的。稍作回想之后，他试着拨了几遍Anne家的电话，都打错了。有点尴尬地捏着鼻子的同时，他发现自己除了LaCour之外不记得任何曾经同事的电话号码。

啊，真该死！

Fischer坐上一辆出租车，去了LaCour的姐姐和姐夫家。为什么不直接去LaCour家？答案再明显不过了：一个就在哥本哈根，一个在霍尔贝克。

Anne见了他，只是给了他一个长久的拥抱。她吻过他脸侧，深深地将脸埋在他长途旅行满是风尘的肩膀里。他拥抱着这位待他如弟弟的女性，这房子里的寂静氛围让他觉得不安，像也能安抚自己似的，他拍了拍她的背。

“你知道了对吗，Allan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Anne后退一步，悲凉地看着他。他本能地预感到这不是好事，而且也不是普通的坏事，是非常坏的坏事。他脑中滑过一种可能性——但是，绝对不要。我又没有这种灵感，不要让它成真，不要。

“Thomas出事了，他……他不在了。”

光是说出这几句话就像是抽走了她许多力气，他眨着眼睛，好像还没听懂一样，伸手扶住她。“什么不在了？LaCour怎么了？”

“Thomas……两个星期之前，在追犯人的时候被击中了……”

他的耳朵开始嗡嗡响，脑袋挨了一记重击，却没流血，只是强烈地从内向外地疼。他站在那里，喉咙里被太多的话塞住，丝线团似的、扯不出一条开解的头。“哦，Allan……”Anne伸手抚摸他的脸，那只手带着些微温度，针一般刺到皮肤上，他下意识地打了个颤。

“今天是开庭日，John带着孩子们去吃东西了。”她柔声说，声音里带着极强的克制，“他们审得很快……”

是啊，审得当然他妈的快了。这可是杀警察的案子。Fischer的脑子呆楞地重复着这几个词，死了，这可是杀警察的案子，死了。身体很迟钝，脑子先躯壳先一步理解了这些话，不如说是太超前了，让身体失去了动作能力，只是僵在那。

“Allan……”

她再次抱住他，他木然地感受着活着的人的躯体，陷在他的外套里颤抖并叹息。Anne的手伸到他后脑，轻轻抚了几下。这短暂地唤醒了大脑里的某些记忆：仿佛从前他的朋友也这样摸过他的后脑勺。

 

“你没睡好？”

副局长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。他踢开扶手椅，站在办公桌前。“怎么回事？我问你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指什么？”

“你不知道我指什么？你不知道我指什么，Palsby？”他瞪着眼睛，那双眼睛下一秒就要从苍白的面皮上掉出来，“LaCour的事，为什么我没有收到任何通知？你怎么能，你怎么能让他……让他这样一个人？是谁？”

“我理解你情绪激动，但我不明白你到底在说什么。”副局长冷淡地看着他，“LaCour出事时，你还在外隐蔽身份，不能有任何联系。当然，我也想过联系你，但是这是章程。”

“你跟我讲章程，”Fischer俯身看着那双没有什么感情波动的镜片，“你让我去卧底，我去了，被打断的骨头现在下雨天还会疼。你们要解散第一分队，我们都照做了。你们把我们拆散，现在来跟我讲他妈的章程。我从二十岁开始就想着去FBI，混到现在，没有人送我去；我做一年卧底，只抓到两个飞车党，还要去欧洲躲三年。这就是章程，哈，Palsby？”

“先是Ingrid，后是你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要求。”副局长转了下椅子，斜着头看他，“如果你想知道这起案子，昨天在法庭上已经结案，你可以去查档案。我给你一周时间，你可以自己选去哪个部门。至于你原来的那些东西，都放在凶案组的办公室。”

“操！”

走出副局长的办公室后，他对着装饰用的柱子狠狠地踢去。

瘸着一只脚撞进凶案组组长办公室，他不出意料看到熟悉的人坐在办公桌上，一只手抓着头发、另一只手看着翻开的文档。“Ingrid，”他恼怒地开口，对方却头也不抬地向他举起一只手，示意他等等——他不打算等。“Ingrid！给我LaCour案子的档案！”

对方这才抬起头来，他近距离地看到她的脸：她眼角的皱纹增加了，但仍旧咄咄逼人。这并不能缓解他的情绪，他拖着疼痛的脚向前挪了两步，“Ingrid……”

她烦躁地叹了口气，将手里的文档摔到桌面上。“过来。”她只是歪了下头。

他走得更近了。她端详着他，他重新变长的头发、他因为彻夜未眠而泛红血丝的眼球、他消瘦而显得更高耸的颧骨、他脸上早已长好换成了皮肉的伤口。她同样丧失了清澈的蓝眼睛，带着久别重逢的喜悦和濡湿了的哀伤看着他，这种温柔对他们来说都是十分少见的，但在此刻十分必要。“你都知道什么了？”她轻声问，打量着他的表情。

“LaCour被——被枪打中了，昨天刚结案。”

“你去过Helene那了吗？”

“我去了他姐姐家。”

Ingrid低下头，伸手从办公桌另一面摸过一个档案袋。“给你。里面什么都有，法庭记录、案件报告、尸检报告。”她的喉咙在说最后一个词的时候微妙地干涩，但她努力表现得没有什么不同，“坐下，就在这里看。”

他打开袋子，哗地一声，把里面的文件全部倒在沙发前的茶几上。办公室的主人只是皱了下眉，就继续看着手里的文件。之后她会让他收拾好的。

一团糟。一个恶性暴力案件，青少年团体非法持枪、抢劫、偷车，并在拒捕后枪击了追来的警察。什么样的父母会养出这样的孩子？什么样的学校会容忍学生接连缺席？他见过无数犯罪者了，从车站的扒手到连环杀人犯，其间他作为人的同理心已被削磨得有棱有角，有那么几次他喝得大醉，然后问自己：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现在他又有同样的感觉了。除了眼睛和手，他的全身都像打了麻醉一样逐渐僵硬、无法感知。这会他是一个赤裸的人，和见到前任上司被杀时无比接近、又超过那程度的恐惧，好像他刚刚被生下来、同理心和相信他人的能力还完好无损。他看着面前的纸，上面印着他的朋友，死于纸上，而不是现实之中。但是这毋庸置疑是实际发生的。他慢慢地感觉到什么：愤怒。纯粹的愤怒，以致于他脚踝上的筋都在跳动。

“Fischer。”

一只手搭在他肩上。轻拍之后，又滑到他的头顶，抓揉了几下。“你还好吗？”

“我不好，你觉得我会好？”

“不。”Ingrid的声音在他头顶上，疲倦又痛苦，“我也不好。”

他感受着她用手指抓他长长了的头发，就像揉搓一条长毛狗。她抓起他的一把头发，在掌中化作一撮黑色的水花，用虎口抚平、再随意地揉乱。她用他的脑袋发泄自己的心烦意乱，Fischer坐在沙发上，血液随着头顶的感觉开始徐徐地流动。然后他切实地回到纸张之外的现实里，开口问她：“怎么搞的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她听起来疲倦且失望，“去一趟霍尔贝克吧。不是只有你觉得难过，Fischer。”

 

他在钻进车里之前被叫住。租来的这辆车和以前开的型号不同，他还没适应电子锁的按键，因此在他低头看哪个是解锁的空隙，不想见面的对象已经从车上下来了。Helene靠在车边，穿着黑色的大衣，牵着跑过来的女孩的手。他认出她的车：LaCour在1997年买的日产Patrol，那时候的全新车型。然后他认出那个女孩：和她父亲有着同样棕色头发的Marie。

两个穿黑外套的女人和他隔着一道大门，黑色的越野车在其后遮住了路。Fischer尴尬地站在原地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他觉得她们正在审判他。

当然，她们不会那么做。

“你要来吗？我今天会做曲奇。”Helene看着他，表情平静。长发仍扎在脑后，垂在肩膀上，和他记忆里的那样带着自然鬈曲的弯钩。他低着头，正好对上Marie的脸，头发卷卷的小女孩绑着整齐的辫子看着他。“嗯，为什么不？”他放弃了似地捏了下鼻子，鼓起勇气穿过大门，跟在她们后面进入未开灯的房子。

她点亮了客厅和厨房的灯。在那之前，他已经走进屋去，手搭在空着的衣帽架上。他不是第一次来这里，应该也不是最后一次，但说不定会是最难忘的一次。

“我不知道你已经回来了。”

“昨天刚到。”

“你去了哪里是保密事项吗？”

“现在不是了，”他又揉了下鼻子，看着Helene穿过餐厅，走向灶台，“我在埃格尔，匈牙利北边的一个小城市……不过到布达佩斯也只需要三个小时。”

Helene听到匈牙利时，咖啡壶的流速减缓了一瞬间，随后她发出一声小小的叹息，拿着杯子向他走来。“我们曾经计划过去匈牙利度假，不过……最后去了芬兰。”

“挺好的。”他咕哝着，“看了圣诞老人没？”

“看了。”

Marie走了回来，巡视着他们两人，Helene在她头顶亲了一下。“你想留在这里吗，亲爱的？”她摇了摇头，但她仍站在原地，双手握在胸前，局促又好奇地打量Fischer。

她有和LaCour完全相同的鼻梁和嘴型。她的瞳孔是棕色的。她看着他，他不得不回应她的探寻，想着：我是喜爱她的。

Marie走开了，从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越来越远。他开始想自己的儿子，Victor今年应该开始上学了，但他作为父亲缺席了。她再次开口：“我们昨天去旁听法庭了。”

“嗯……我知道。”他垂着头，看着杯里的咖啡，“我看了档案。我……都看了，还有LaCour的情况，都在里面。”

“你在愤怒吗？”

“没有。为什么这么问？”

“你并不擅长掩饰自己的情绪，Fischer。”她把胳膊搭在沙发扶手上，“是什么让你愤怒？”

他苦笑着。“这是在心理咨询？”

“如果你需要。”她用包容的眼神看着他，好像他才是那个受伤更重的人。

“我没事。我就是，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。就这样。”

“没有什么东西能完全解释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事，但是好在我们有方法处理这些情绪。Fischer，你能看着我吗？……你看起来很累。你休息过吗？”

“我……没有。”他用指节揉了下眼睛，喝了口咖啡，“Ingrid说你有东西要给我。”

“在那之前，我希望你能先休息。你想躺在这里，还是去房间？书房里有Thomas放的一张床，虽然简单了点。”

他意识到自己没法抗拒这道委婉的命令，随后他选了书房。就像真的在看心理医生，但是医生是LaCour的妻子，诊疗地点在LaCour家里。这是什么黑色幽默吗？门关上前，他及时地说了声谢谢。

脚步声远去后，就只能听见隐约的响声从厨房传来。拉开柜门的声音，搅拌的声音，盘子和大理石台面摩擦的声音。他环视四周，不知为何，他清楚这房间是干什么的。拉开窗帘后，就着还明亮的天色，他看到挂在墙上的软木板和白板、未解决的案子信息就挂在上面，白板笔的油光已经完全干涸了。他用指头蹭了一下，字迹早就凝在白板上，如结痂的血无法生生剥离。转头再看向身旁的书架，下面的几层放着儿童绘本和通俗易懂的科普读物；中间的几层放着一些园艺书、诗集、旅行图鉴、各国地图，和从名字上就试图让人读懂的“浅显易懂”心理学书籍；最上层放着些文件夹，硬皮的那种，让它们能挺括地立在夹层中。他没有窥视的意思，但他就是明白：矮的那几册是相簿，他也买过同样款式的；高的那些是案件记录，装着解决了或未解决或令人不满意的案子。

他试图从中感受什么，但他太累了：在这个环境中，他突然觉得非常疲劳。后颈酸痛，眼球涨得干涩，膝盖滑得像上了油，一丝力也不肯承，径直把他甩脱在铺了暗色寝具的床铺上。床铺一晃一晃，这是张行军床，想必是LaCour放在这好彻夜看档案用的。他陷在有弹力的扎带上，慢悠悠地回弹、摇晃，头发散着，扎进睫毛里，眼球有点痒。他想起车厢里的吊床，LaCour总是喜欢躺在上面。

 

有人碰到他，他猛地醒过来。几年不当刑警，他的反应速度仍没落后。一次眨眼后，他就看清床边的人是Helene，正坐在椅子上俯身注视他。他分辨出她的神情：介于职业心理医生和朋友之间，眼神锐利，嘴角却柔婉。“Fischer，早上好。”

“早。”他翻身坐起来，她随即直起后背，仍注视着他。他口齿模糊地问：“几点了？”

“七点。”她轻声回答，“你睡得好吗？”

“还行，就是梦见LaCour把我绑在椅子上，给我讲了一晚上席勒、卢梭、莎士比亚之类的。呃，我听不懂。”

面前的人用难过夹杂欣慰的眼神看着他。片刻后她开口：“你看见他……是什么感觉？”

“该怎么说，我被绑起来了，所以没法做什么。”他用两手的拇指骨节抠着眼角，“你要怎么跟自己梦里的人说，你已经死了？”

“如果没被绑起来，你会做些什么？”

“呃，也没什么，我觉得。”他仰起头，看着她，视线随着头左右摇摆，“像之前那样……”

他接下来的话悄无声息地熄灭了。短暂的停顿后，他又开口：“能来点吃的吗？我实在太饿了。”

“……当然。”Helene释怀了一样舒展肩膀，她伸手搭在他的手腕上，带着少许力气握了一下，起身走出了房间。他揉搓着自己的脸和眼睛，察觉到打开的门缝里冒出一个脑袋，就侧头看去：一张散着棕色头发的小脸正在端详他。

“Marie，早上好。”他向她打招呼。她回答：早上好，以此解除了戒心，朝着他走过来。

“你是Fischer。”

她看着他开口。他用最轻柔的语气回答：是的。因为他能想到，她是从哪里得知自己的。

“我爸爸死了。”

她还看着他。Fischer愣愣地眨眼，从她脸上看不出对死的理解，但她确实有着——那种被大人传染而来的——呆板的忧郁。他张了张嘴，声音气若游丝。“是的。”

“你哭了吗？”

她小小的手里抱着娃娃。他感觉自己的眼球在抖动，鼻腔和嘴唇也无法控制地轻颤，他盯着娃娃的金色卷发，但这感觉已无法抑制。他无可奈何地笑起来，流着泪，用掌心摩挲了下她棕色的头发，“……是的。”

 

“Helene给了你什么？”

“曲奇。来一块？”

Ingrid看着他笑，然后别过头去。“她和Marie还好吗？”

“挺好的。心理学家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。”

他抽了口烟，Ingrid打量了一下他的表情，也浅浅地吸了口指间的烟。Fischer在警局门口遇到她，罕见地，她靠在自己的车上点着烟。他走过去，她给他点了烟。就像一个平常的工作日早晨。他说：我去过LaCour家了。她点点头，嗯一声，耸了下鼻子。

“你那天为什么在Palsby办公室？”

Ingrid不打算对他隐瞒。“去争取补助金。”

“他没给吗？”Fischer迎着阳光皱着脸。

“给了，但是是按着普通警督标准给的，我去跟他说要当成第一分队的标准。”

“但是我们已经解散了。”

“是啊。所以他没松口。”

凶案组的组长用简洁的语气结束了这个话题。她抽的烟味道很淡，要不是曾经撞见她抽烟，Fischer真不知道她还有这个癖好。毕竟她曾经对他在车厢里抽烟深恶痛绝——想来也是当然的，车里可不怎么通风。他忽然短促地笑了声，长长的烟灰凝在烟头上，被他送到嘴边又移回，在他用另一只手拿出外套内衬里的东西时也仍凝着。“这是LaCour的东西。”

Ingrid瞥眼看去，旋即侧过身，从他手中接过那东西。是一张照片，冲洗得不大，能放在钱包里的尺寸。色彩褪去了些许，也难怪，这已经是几年前拍的照片了——四年前，还要更多，再多几个月，直到回溯到他们尚且是第一分队，用最后的集体身份参加了同僚的婚礼那一天。相片中看不见教堂，只有一队身着正装的人们面向镜头的方向，像是没有明天了一样尽全力笑着、祝福着。

LaCour就站在Fischer旁边。他们挨着肩膀，一同看着新娘新郎的方向，Fischer的胳膊高高地抬起来鼓着掌，几乎要把LaCour的脸遮去。有花瓣落在他们肩上，黑色的正装这才有了轮廓和边界。

照片回到了他手里，他再次将其收进内衬里，和警官证并排的口袋里，贴近自己的胸腔。“好吧，”烟抽完了，他随手将其丢开，“那我怎么办？”

“你想好去哪个部门了吗？Fischer，只要你想，随时可以回到凶案组。”

“我……不好说，Palsby给了我一周的时间，我要先把身份找回来。”

他因日照而眯着眼睛。Ingrid看着他，伸手拍在他的肩膀，用力地捏了下。“那就跟我来，你的东西还放在凶案组。”

Fischer点点头。他们快步走上台阶，进了自动门。门开了又关，前来上班的警员络绎不绝，只听见交错着的问好声，两人的身影已不见了。

 

 

fin